文人别集的深度整理是古典文献学的重要内容，与古典文学研究具有密切关系。此前，笔者历经数载完成了金代中期文学家王寂《拙轩集》的整理工作。通过对《拙轩集》的整理，笔者积累了一些经验，对于文学古籍，尤其是文人别集的深度整理及其与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亦有诸多体会。对这些经验和体会加以总结提炼，或可对文人别集的整理工作有所裨益。

别集深度整理需进一步开拓

(资料图片)

新时期以来，随着国家对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视，文学古籍的整理不断深化，普通的影印、点校等相对简单的古籍整理方式已无法满足学术研究和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文学古籍的深度整理成为古籍工作需要开拓的方向。

以金代文学文献为例，金代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历史方面的原因，其文献整理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文学总集方面，虽早已有金代元好问《中州集》、清代郭元釪《全金诗增补中州集》和张金吾《金文最》等问世，为金代文学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但由于当时编纂条件的限制，这些古籍皆存在错误，须进一步整理。例如，《金文最》存在“误收非金人作品”“滥收‘外国’遗文”“掺入假冒诏疏”“失名可考而未考”“署名有误可考而未考”等问题；《全金诗增补中州集》则存在“收录范围缺少广度与深度”“编辑体例不尽合理”“对《中州集》及增补的诗人与作品未作任何考订”等问题。（参见薛瑞兆《金代文学文献研究的成就及不足》）新时期以来，针对以上问题，学界在整理金代文学总集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全金诗》（薛瑞兆、郭明志编纂，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全辽金诗》（阎凤梧、康金声主编，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全辽金文》（阎凤梧主编，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等相继出版。不过，从深度整理的角度看，仍有不足。例如，《全辽金文》的精华在金代部分，该书新辑了作品若干，但疏漏之处亦不少，“沿续了《金文最》的全部谬误”，“小传考订粗疏，对前人与时贤的研究成果仅限于抄袭拼凑”，等等。（参见薛瑞兆《金代文学文献研究的成就及不足》）经过长期准备之后，薛瑞兆吸取文学古籍整理的经验和教训，于近期全面系统地开始了“金代文学文献集成”的整理工作，“集成”包括四个部分：《全金文》《全金诗》《全金词》《全金曲》。目前《新编全金诗》（2021年）已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他总集亦将陆续推出。此次重新整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金代文学总集整理方面长期存在的问题，在整理的广度和深度上均有新的突破。由此可见，若非经过长期准备和深入研究，一代文学文献很难实现深度整理的目标。

金代文人别集整理工作也存在短板和不足。据清人龚显曾《金艺文志补录》记载，金代作家有文集留存者达90余人，但流传后世者却寥若晨星，仅有蔡松年《明秀集》、王寂《拙轩集》、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王若虚《滹南遗老集》、李俊民《庄靖集》、元好问《元遗山先生全集》、段克己和段成己《二妙集》等数种。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代文学研究升温，元好问研究成为热点，学界对元好问别集的整理做得比较深入，相继出版了《元好问全集》（姚奠中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遗山乐府校注》（赵永源校注，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元好问文编年校注》（狄宝心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元好问诗编年校注》（狄宝心校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等。与之相比，学界对金代其他文人别集的深度整理则显得比较滞后，《明秀集》《二妙集》至今未经过整理，《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庄靖集》仅做了校勘，未有注释，只有《滹南遗老集》和《拙轩集》做了校勘和注释。仅存于世的这几部金代文人别集的整理情况如此不尽如人意，可见金代文人别集深度整理工作任重而道远。

笔者从事金代文学研究后，在一段时期内以王寂为研究对象，随着研究的开展，深感《拙轩集》整理工作的不足严重制约了对其进行文学方面的研究，因此，在研究王寂文学成就的同时，开始对《拙轩集》进行深度整理。笔者撰写博士论文《王寂文学研究》时，将最初的整理结果作为附录载于论文主体之后。博士毕业后，对《拙轩集》做了进一步整理，不仅在校本方面增加了之前遗漏的版本，在注释上也做了大量的增补和修订。由此可见，文人别集的整理工作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只有通过深度整理，才能把它与文学研究结合在一起，实现二者的互动和相互促进。

文学研究视野不可或缺

文学古籍的整理属于文献学范畴，整理方法以文献学方法为主，如搜集遗佚、梳理版本、校勘文字等。同时，文学古籍整理要求整理者具有相应的文学研究视野，也会用到文学研究的方法，尤其是文人别集的深度整理，更离不开文学研究的深层次介入。

以《拙轩集》的校注为例，笔者在校勘中发现，《拙轩集》中《题三仙帖后》《题杨少师侍御帖后》这两篇论书法的文章还收于金代赵秉文的《闲闲老人滏水文集》中，而后人却未能加以辨析，如清代张金吾的《金文最》及阎凤梧主编的《全辽金文》皆将这两篇文章于两人名下各自收录。对此，笔者先是通过文学研究中的知人论世法，对《题三仙帖后》的作者归属问题进行了考证：“此文结尾云：‘使当时爱之如今日，又安有汝南之谪耶？’汝南，蔡州别称。汝南之谪，应指王寂因卫州救灾不力被贬为蔡州防御使一事。王寂《三友轩记》云：‘大定岁丙午冬仲月，予繇侍从出守汝南。’考赵秉文行迹，未见‘汝南之谪’事，故此推知《题三仙帖后》为王寂所作。”对于《题杨少师侍御帖后》，则通过文学比较法做出推论：“王寂在《辽东行部志》和《鸭江行部志》中各有一段论书法的文字，其论书法之精神、旨趣与此二文具内在一致性，再结合《题三仙帖后》‘汝南之谪’的表述，此篇亦可能为王寂所作。”

为文人别集做注释亦属于文献深度整理的范畴。做注释，不仅要注解文中的字词，还要解释文中涉及的地理、职官、交游、典故等，有时还要考索作品的创作时间和创作本事。由于文人别集的主体内容是文学作品，故为文人别集做注释不仅要从文献角度阐释文本，还要从文学角度理解文本，领悟作品内涵，探求文学特质。如果缺乏文学研究的视野，为文人别集做注释就很可能隔靴搔痒，达不到应有的效果。以注释《拙轩集》为例，元好问在《中州集》王寂小传中云：“予谓诗固佳，恨其依仿苏才翁太甚耳。”金代诗人大多崇拜苏轼，以致有“苏学盛于北”（翁方纲《石洲诗话》）之说。元好问说王寂诗歌“依仿苏才翁”，这句文学批评为注释《拙轩集》的用典提供了思路。笔者在整理中发现，王寂作诗喜欢用典，尤其喜欢借用前人成句，在他的诗中，用苏轼典和用苏轼诗成句者尤多，由此证实了元好问的上述说法。此外，笔者在注释王寂诗歌过程中发现，他作诗借用韩愈典故和成句的数量仅次于苏轼，其次则是杜甫和白居易。这也印证了韩愈雄奇诗风对王寂诗歌奇崛风格的影响，以及王寂对唐代其他诗人的模仿和学习。通过这些注释，也可看出金代中期诗坛尊奉苏轼和黄庭坚而又不废唐音的总体诗学趋向。

由此可见，文学研究视野对于文人别集深度整理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和意义。在实际整理过程中，文献整理与文学研究的联系是广泛而深入的，这种联系有时如上所举有明确迹象可寻，有时则深隐于文本表层之下，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态。也正因如此，文人别集的深度整理不仅需要整理者具有扎实深厚的文献功底，也对其文学研究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注重与文学研究的互补互动

文学古籍整理是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研究则是古籍整理的目的，两者不可分割，单纯强调整理或研究，都有失偏颇。因此，对文学古籍进行深度整理，其成果应在文学研究层面体现出来，否则整理便失去了意义。

文人别集凝结了文学家的思想感情和艺术创造。它以文本的形式存在，在这一层面，它是静态的物的形态。经过深度整理，以及不断的研究、阐释、解读之后，它才能由静态的物的形态转化为动态的生命的形态，才能成为人类文化长河中流淌的一段水流，成为人类文明宝库中闪烁的一块瑰宝。

对整理者来说，将文人别集的深度整理成果在文学研究层面体现出来，也是一件必要而又顺理成章的事。对文人别集进行深度整理殊非易事，它要求整理者在全面掌握作家文献资料、深入解读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制订严密的整理计划，然后遵循古籍整理规范，一步一步开展工作。整理者要为此花费漫长的时间，付出大量的心血。如果整理者不将自己的整理成果用于文学研究，无疑是一件十分可惜的事情。换言之，文人别集的整理者是最适合对此文人进行文学研究的人。在深度整理过程中，整理者客观上积累了与作家相关的充足的文献资料，主观上对作家的生平、思想、文学风格乃至当时的政治文化、文学风气都有较为深入的理解，具有他人不具备的对文献做深度阐释和综合研究的优势。在深度整理过程中，整理者长期深入文献，也比较容易从中发现新的学术生长点，如果能够在此基础上融会贯通、举一反三，也较容易实现文学研究上的突破。

文学古籍的深度整理奠定了文学研究的基础，随着整理程度的加深，它与文学研究的联系也更为紧密，甚至整理本身也成为文学研究的一部分。与文学总集相比，文人别集的深度整理在推进文学研究向前发展方面具有其优势，便于研究者在整理过程中找到新的研究突破口。加强包括文人别集在内的文学古籍的深度整理是深化古典文学研究的需要，也是拓展新时代文学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要方向。

（作者单位：许昌学院学报编辑部）